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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鹿特丹公約“豁免”百草枯帶來的思考：確保糧食安全百草枯是否可以繼續發揮其積極作用和應有價值？

時間：2022-06-24

6月6日-17日，鹿特丹公約第十次締約方大會（簡稱COP-10）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最終百草枯不通過列入附件三提議，這是自COP-7（2015年）會議起，COP-8（2017年）、COP-9（2019年）及COP-10（2022年）已連續四屆、共四次成功捍衛了百草枯。COP-10選擇讓百草枯繼續留下意義深遠，作為一款頗受種植者喜愛的老牌滅生性除草劑百草枯，不僅可以為保障全球農業安全繼續發揮應有價值，還可以為100多個百草枯未禁用國家的農業生產“發光發熱”，而且還避免了中國本土生產百草枯農藥企業遭受重大損失，從而可以繼續為世界農業豐產豐收作出積極貢獻。

一、深受種植戶喜愛的百草枯

近兩年來，除草劑大品草甘膦、草銨膦價格節節攀升居高不下，盡管近年農產品高景氣，但種植者仍感嘆再景氣仍趕不上種植成本（農藥價格）上升的加速度。因此，常有種植者感嘆：如果百草枯仍能用該多好啊！言為心聲，行為心表。因百草枯用于滅茬除草，既除草兼治雜草上的害蟲，而且又不傷莊稼（接觸土壤立刻失去活性，遇土鈍化，無環境污染），這樣的除草劑想讓種植戶說不喜歡，的確很難。但遺憾的是百草枯已于2016年7月1日起在我國被禁用，至2022年7月1日正好滿6周年。在禁用的6年間，卻一直禁而不止，除了源頭多、漏洞大、不法分子犯罪成本低等原因外，其背后還有擋不住的農業生產需求和廣大種植戶對百草枯藥效的肯定，這也是百草枯至今被100多個國家仍在大規模使用的原因。

百草枯被“鹿特丹公約”再次選擇留下

百草枯因對全球農業所作出貢獻被鹿特丹公約第十次締約方大會上第四次被選擇留下，其實仍然是應了“存在即合理”的哲理。雖然百草枯因無有效解藥，可能會對人類生命安全產生威脅，但這樣的威脅是可控的，一些對百草枯未禁用且監管做得好的國家就是最好的例證。“可控”是百草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鹿特丹公約”網開一面留下的真正原因。那么，“鹿特丹公約”是怎樣的存在呢？

“鹿特丹公約”是為了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免受國際貿易中某些化學品和農藥的潛在有害影響，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組織構建了《關于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危險化學品和農藥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約》，簡稱“鹿特丹公約”。此公約于2004年2月24日正式生效，目前已有157個國家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如歐盟）同意受本公約約束，中國也是締約國之一。

“鹿特丹公約”是在世界范圍內維護人類健康和環境與化學品和農藥之間平衡的裁決者。截止目前，數屆締約方大會通過協商最終獲得一致通過的共有47個種類的化學品（不得再生產和使用的化學品）被列入公約附件三。

那么，百草枯未被列入附件三，說明百草枯對保障全球糧食安全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且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這也是所有締約國有目共睹和達成共識的。雖然此次百草枯能幸運地被“鹿特丹公約”第四次“豁免”，但是我們也須冷靜地看到，中國百草枯生產企業與購買國之間必須嚴守“行規”，必須真正做到供需雙方之間的安全且完整地閉環流通。否則，難以做到未來一直被“豁免”。

6年前，彼時我們農藥監管和規范操作水平也許不能與百草枯匹配，在百草枯與“極少數特殊人群生命”之間，兩權相害取其輕，大家都能理解。6年后，農藥監管和規范操作水平亦已與時俱進，達到了較高的標準水平。而剛結束的“鹿特丹公約第十次締約方大會上百草枯不通過列入附件三提議”，是否會成為百草枯“復出”的契機？或許這樣的契機正好驗證我國農藥監管實力的好時機。

百草枯未禁用國家的監管模式和經驗

那么，時至今日在仍無解藥情況下，為何全球還有超過100個（包括美國、日本等）國家仍在正常地使用百草枯？那些國家是通過怎樣的監管才能保證百草枯的“周全”？

或許，我們可通過學習別國的先進經驗，找出監管上尚存在的不足與短板，然后針對性地強化，摸索出一條屬于中國特色的農藥監管模式。比如美國是大農業管理模式，對于中國部分集約化、現代化的數百上千畝耕地（如小型規模化經營的家庭農場或種田大戶），是不是可借鑒這種大農業模式呢？對于難于管理的小型規模經營的農場，是不是可以借鑒鄰國日本的小規模監管模式呢？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不妨一起來借鑒學習如下這些百草枯無禁令國家的管理措施與先進經驗。

一是加強施用與存放安全管理。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要求，對包括百草枯在內的所有高毒農藥必須單獨上鎖存放；二是限制有效含量。如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巴拉圭等國限制百草枯最高含量（低濃度不致死含量）；三是授權專業人員噴施，建立農藥管理的追溯制度。如在美國、日本，百草枯均為限制使用范圍的農藥，零散農戶并不能輕易、普遍接觸到百草枯。美國是由經過專門培訓指導的工人來完成百草枯等農藥的噴灑工作，而日本則是由農業合作社承擔噴灑專項任務，且兩國都對百草枯全程產業鏈進行可追溯管理。另外，以美國農業第一大州加州2012-2018的年除草劑使用面積為例，其中百草枯排名第三，可見百草枯在農業發達國家仍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

其實，向外除了借鑒外國（百草枯無禁令的國家）的做法外，向內也可借鑒我國高毒農藥監管的成功典范，如氯化苦的“安丘模式”。

二、確保糧食安全，百草枯仍然可以繼續發揮積極作用和應有價值

縱觀我國以往禁限用的農藥，雖然從未有過禁限用后再恢復使用的先例，但凡事總有特例。建議相關部門能兼顧各利益相關方，科學評估，加強并健全監管體系，努力尋找到人的生命與農業發展之間的平衡點，做到不輕易禁用任何一款好藥，也絕不放過一款對百姓生命安全造成威脅以及給環境帶來危害的高風險農藥。

強化監管，構建安全用藥環境

持續不斷的疫情和突發的俄烏戰爭使世界范圍內的糧食安全形勢更為嚴峻。中國農業現代化也在不斷向前推進，未來農業的發展必須走規模化和集約化道路。因此，一方面需要繼續加強和完善高毒農藥管理的法制化和專業化，另一方面也需要繼續加強高毒農藥的科學有效管理，促使其合理使用達到最佳，安全風險降到最低，構建與當下中國農業相匹配的具有針對性、科學性、系統性的農藥監管模式，完善農藥風險評價體系，加強對廣大人民群眾針對農藥的正確認知教育以及對農藥使用者的科普培訓。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對類似百草枯類的高毒農藥在監管完善上一定存在難度，但通過不斷改進提升，讓監管更加科學更加嚴格，終會達到農業發達國家的監管水平。不妨從容易入手的規模化農業的農藥監管入手，然后待時機成熟，再由點到面地推廣開去。面對目前農藥監管上仍然存在各種困難和問題，不妨學習中國航天人這種不甘落后、勇攀高峰的大無畏精神，相信只要敢于拼搏，終有一天能抵達彼岸。

業內人士都知道，任何一款好農藥的研制開發、試驗示范、推廣應用，從技術層面來講雖然與載人航天技術不能同日而語，但也絕非易事，所以農藥監管部門應盡可能地延長這些防效好的農藥產品生命周期，除了考慮社會、企業、農民等相關方的利益，更主要考慮在農業豐產豐收和綜合效益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百草枯是否可以重新被啟用？

眾所周知，百草枯具有很好的除草性能，如對后茬作物無影響，適合迅速換茬施藥，因其價廉、高效、快捷，曾廣泛應用于農業及非農業耕地的除草，為中國的農業生產發揮了積極作用。在百草枯禁用的這7年里，雖然不存在“無百草枯不能種植”情況，但也存在某些作物和區域因百草枯的禁用導致種植用藥成本的提升和除草便利性和效果的下降，使種植者利潤空間大受擠壓。

如今在保障中國糧食安全“底線”及農業“雙減”瓶頸期到來之際，中國農業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已成趨勢的情況下，能否以COP-10把百草枯選擇留下作為契機，因“藥”制宜、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地局部或以點到面地重新啟用百草枯呢？

比如，在農業發達省份或土地相對集中的大規模農業種植地區，可因地制宜借鑒外國或我國氯化苦的監管經驗，從生產端的廠家、銷售端的店家、使用端的用戶進行層層把關。生產端嚴格管控百草枯劑型、濃度及產量，對產量及流向及時不間斷跟蹤；銷售端實行禁限用農藥經營資質認證，進貨、出貨鏈條必須完整閉合；使用端實行用前報告制度，并由專業人員或專業農服公司進行施藥，并在用藥后就施藥地點、施藥作物、使用者、未用完藥劑數量及去向等相關信息進行書面匯報，并存檔兩年備查，從而保證百草枯不流入社會，不讓非使用者和非專業人士經手，相信建立起周密科學的監管體系，完全可以防范因使用百草枯而帶來的次生危害。

7月1日，是百草枯離開大眾視野整整6周年，又恰逢近日“鹿特丹公約”第四次“豁免”百草枯。不可否認，任何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百草枯也存在各種各樣問題，有些問題目前也一時難以解決，但從本次“鹿特丹公約”對百草枯在全球農業豐產豐收方面所發揮積極作用的認可，我們是否可以考慮重新啟用百草枯，尤其許多種植者對其仍“念念不忘”的背景下，使其重新服務于中國的農業，相信屆時拍手稱快的將是廣大的種植者和中國本土生產百草枯農藥企業，但最終獲益的仍是中國的大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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